一眼望去，看不出谁是什么民族：近代西方旅者“大V”眼中的中国西部

　　近代以来，不断有西方探险家、记者、官员、传教士等来到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留下了大量考察探险报告、新闻游记或风俗见闻录。这些记录印证了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共生互嵌、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一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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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一轨同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拉萨的定居民由藏族人、游牧人、克什米尔人和中原人组成”，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46年进入拉萨，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记述了拉萨居民的多民族构成，以及拉萨城内热闹的贸易活动和宗教活动，“贸易和虔诚活动不断把大批外地人吸引到拉萨”。

(法)古伯察著《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22年。

　　英国女传教士金乐婷在《大西北的呼唤：女传教士西北见闻录》中以基督教徒视角记录了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藏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在相同地理空间内共生依存的画面：藏族与撒拉族密切交往、回族与其他民族贸易往来、藏传佛教寺院与清真寺比邻而居，“那里有很多藏民和穆斯林……边缘也生活着很多蒙古人”。

　　

(英)金乐婷著《大西北的呼唤：女传教士西北见闻录》封面，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

　　英国人庄士敦的旅行途经“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游记中多次提及各民族间的和睦关系，在《从北京到曼德勒》中记录，“丽江城已经成了多民族杂糅之地，汉族、摩梭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和睦相处”。

　　

(英)庄士敦 著《从北京到曼德勒》，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

　　英国人戴维斯在《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中记载，以阿昌族为主要人口的户撒和腊撒两地城镇，约有1/3的居民家庭是汉族或半汉族血统，“两处的头人均出生于有汉族血统的家庭，他们的先辈在400-500年前来自四川东部的重庆府”。汉族农耕文化和手工业、冶炼工艺对少数民族生活产生影响，“每一寸土地都用作耕作，所有可以灌溉的土地都成为稻田”“大部分男人在冬春季节都外出做木工或铁匠”。

　　

(英)戴维斯著《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封面，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陇川县阿昌族之乡——户撒坝子的美丽田野。(图片来源：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俄国军官乔汗·瓦里汗诺夫的游记《喀什噶尔》记录了喀什的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锡伯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回族等多民族共生互融，“满人非官即兵”“部分官吏、商人、手工匠人出自这个民族(汉族)，他们全部是陕西和甘肃人。……中国的穆斯林，多来自陕西、甘肃、四川……他们开饭馆或承包茶叶的马车转运”。

　　西方游历者普遍关注到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语言的跨民族使用现象非常普遍，有些语言有着相对应的成熟文字系统，有些则没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以汉语为母语。

　　英国人庄士敦提及打箭炉(康定旧称)的向导精通汉语和藏语，父亲是汉族人，母亲是藏族人，他发现“(甘孜地区的)彝族人已经出现了很多藏族特征”。庄士敦对语言非常敏感，在从丽江到永宁的路上，他记录“现在的摩梭人大多精通汉语，他们本民族语言跟彝族有很多相似。”

　　

康定，旧称打箭炉，位于四川甘孜。家喻户晓的《康定情歌》就是在康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歌基础上编配而成。

　　还有一些游历者表示，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外表和中原一样，很难分清他们到底属于哪个民族。

　　徒步穿越中国的英国记者约翰·丁格尔在《徒步穿越中国》中记录，他在彝族村寨发现，“汉族男性和(彝族)部落男性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约翰·丁格尔是英国的一名新闻记者，1909年3月来到中国，从上海出发，途经南京、四川叙府、云南昭通等地，于1910年2月进入缅甸。图为作者在云南时的照片。(图片来源：约翰·丁格尔著《徒步穿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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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一脉相承，谁也离不开谁

　　在西方旅华游记中，兰州、西宁、拉萨、普洱或大理，都呈现出各民族之间繁荣的贸易往来景象。比如，庄士敦注意到打箭炉作为茶马古道重镇，“汉族和藏族商人纷纷在这里贸易”；他还注意到丽江“虽然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跟北京等城市大有不同，商铺的样式却大同小异，就连牌匾的款式也都差不多”。

　　印度人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在《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中写到“(拉萨)街道两旁全是本地人和汉人开的商店。丝绸、瓷器、砖茶都摆出来卖”；英国人德·莱斯顿记录了人口不多的西宁府却有多种不同民族，是多民族交流交融的集散地，“他们彼此挤在一起，藏族人的光膀子贴着汉族人的蓝衣衫，无休止地争论着一盒欧洲火柴的价格”。

　　

(印度)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著《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于1879年拍摄的西藏重孜代本帕拉夫人像。现藏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尽管清末由于外敌入侵，国势衰弱，西部边疆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譬如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制度是近代所有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都必定会提及的政治制度。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对拉萨与北京的信息传递系统做了深入了解，“从拉萨到北京分为120个驿站，特快信使一般72天跑完全程，最多可耽误5天。在特别重要和紧急的情况下，急件可在36天送至北京”，勾勒了“大一统”格局下中央与地方的密切联系。

　　芬兰人马达汉到新疆考察后认为，清朝政府的对疆治理制度几乎保留了以前的政治体制，治理时充分考虑到了各民族政治及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这种思路体现在对西藏、蒙古和西南各民族地区的治理中。

　　从西方游记中还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各民族奋起抗争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

　　1910年云南的“昭通之乱”是一次多民族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英国记者丁格尔记录：“昭通民众认为，额外的税收是由欧洲人引起的”，这是一次多民族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回民、汉民、彝族、花苗”。

　　

昭通，古称“朱提”，素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之称，亦是云南三大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图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昭通城市舆图，出自《昭通县志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其观察，“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他采访的回族战士说，“汉民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民的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将各民族整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中国各民族文化有差异性，但更多是共同性，彼此联系、相互依存。

　　英国人庄士敦认为，中国佛教在自身演化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儒教、道教的东西，让自己更加具有中国特质，“(峨眉山普贤塔供着财神)财神是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和尊重的道教神……所以佛教也把他吸收进来，类似这样的还有关帝、龙王和三宫”。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西宁塔尔寺居住了三个月，注意到酥油花灯节上，酥油花在人物题材上涵盖了中国众多民族，参加灯节的群众也来自藏、蒙古、汉等民族。

　　俄国探险家彼·库·科兹洛夫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中记录，在甘肃拉卜楞寺遇到不同民族的信众自由开展活动。

　　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记录了民家人(白族)、藏族和纳西族之间平等且紧密相连的关系。

　　英国女传教士金乐婷记录了当地人的俗语“回族是汉族的亲戚，藏族是撒拉的阿舅”，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彼此认同、相互交融的关系。

　　

(俄)彼·库·科兹洛夫著《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封面。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 西宁塔尔寺艺僧为酥油花做修饰。(马铭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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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家之言，刻板印象在所难免

　　这些西方旅者由于所到地方有限、与当地民族接触有限、语言沟通不畅等因素，记录多为外貌描写、性格描述，呈现个别化、猎奇化、偏见化的特点。部分内容或明或暗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下的文化偏见。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路途中接触到的藏族人数量很有限，对彼时西藏女子在面部涂抹黑色油脂的习俗表示难以理解，但他也留下了“这些人(藏族)性格慷慨而淳朴、英勇善战，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的记录。

　　法国作家亨利·奥尔良详细记录了彝族的服饰、发型和群体舞蹈活动等，但是始终以文明人自居，称西南少数民族“不太开化”，这也是当时西方人面对他者时的共同姿态。

　　芬兰人马达汉在游记《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描述维吾尔人生活设施简陋。俄国探险家乔汗·瓦里汗诺对维吾尔人的普遍印象则是性格开朗，热情好客但又繁文缛礼。

　　西方旅华游记留下的关于中国近代西部民族地区的记录，丰富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以跨文化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但也要看到，西方游记的作者身份各异，其作品更多具有片段性，所描述的中国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有的游记中甚至流露强烈的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殖民逻辑，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作者简介：韩小梅，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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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姜雨薇】